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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来的救命钱都花在哪里了

发布时间: 2019-06-11

  前段时间去医院探望朋友,碰上某大病筹款机构的工作人员正拿着宣传单在病房里挨个询问是否需要筹款。没一会儿,又有另一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来病房推销。这让我十分诧异。我一直以为,大病筹款类似于公益项目,只有当病人没钱看病、走投无路时,才会在网上发起众筹。既然是免费帮助,为何要这样推销?带着疑问,我添加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微信,经过数天的沟通,我终于有机会采访了他。

  2018年冬天,我应聘到国内一家有名的免费大病筹款平台,担任本地运营经理。说是叫“经理”,但其实手下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办公室,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公司“大病筹款”的宣传单,去医院病房询问病人或家属是否需要帮助。

  刚工作没多久的一天早上,微信里就不断发出“叮叮”的响声。当时我正在和一名刚动过开颅手术的女患者吵架,她认为我是小偷,不准我离开病房。我趁她喝水的工夫,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有个人连续给我发了5条信息:

  我心想,这个人也太直接了——大病筹款通常都是依靠好友捐款和转发消息来募集资金,具体能够筹到多少,还是要看扩散量大不大,“痛点”能不能引起公众共情。作为工作人员,最终能筹到多少,我是无法确定的。

  “我问你话呢——你既然带了工作证,为啥要放在包里不戴上?”女患者还在冲我嚷。

  其实,不佩戴工作证是公司要求的,原因我也不清楚,领导只说跑医院要“保持低调”。

  女患者显然不信:“前几天我隔壁病床的病友手机被偷了,肯定是像你这样经常来病房晃悠的人偷的……”

  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之前那个人,又发来一条信息:“我一个朋友在你们平台筹到了16万多,我就想知道这个筹款数额有没有一个依据。”

  我气坏了——这动机也太明显了。我把手机收起来,问女患者:“你要怎样才让我离开?”

  拍完照片,我走出病房,大呼了一口气。想了想,我又拿出手机给刚刚那个人回复:“具体能筹多少我不知道,我只能帮您申请。”

  过了5分钟,还没等到回复,我只好又问:“您能说说您或者您亲人是什么病吗?已经为这个病花了多少钱了?”

  大概过了10分钟,依然没等到回复。我想把他删了,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我的工资与业绩挂钩,每“帮助”一个病患完成2000元的筹款任务,我就可以得到100元左右的提成。

  这一次,他很快就回复道:“至少10万。我的脚小时候摔伤了,需要用拐杖才能走路。前不久我去北京拍拍CT,他们说可以治好,到时走路就不需要拐杖了,治疗费用8万左右。”

  看来他一直在线上。只不过在与我进行着某种较量,显然我已经败下阵来:“治疗费只要8万,那您为什么要筹10万呢?”

  大概半小时后,我在住院楼门前,看见一位穿着黑色厚棉睡衣的男人拄着拐杖朝大门处走来。他的长发向后梳起,露出明显的发际线,颧骨突出,脸上泛红,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先将右手拄着的拐杖向前,再拖着外张的右脚移动,随后身体向右下倾斜一下。

  我迎上前去自我介绍,把他搀扶到大厅等候区的铝合金条椅上。寒暄过后,我得知他叫杨旭友。我再次向他解释,我们是免费帮他筹款,到时筹到多少我们就给他多少,不收任何手续费。但能筹到多少钱,只能看结果。

  我拿过他的手机,通过扫描我们指定的二维码,进入“XX筹”填写资料的页面,在筹款目标金额的下方,我先按照他的意思填写了“10万”,接下来,我需要了解他的病情和家庭情况,然后如实逐一填写。

  杨旭友说,小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在楼梯间打闹,一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当时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所以父母只是把他抱到小诊所进行简单包扎,具体伤到哪了、有没有骨折,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自那之后,他的右脚就使不上劲,只能借助拐杖行走。

  杨旭友有些无奈地说:“以前不是没钱治嘛,现在政策好了,你们可以帮我免费筹钱。”

  “这个我理解,但我总不能写‘现在政策好了,我要筹钱看脚’做标题吧?这样别人就算看到了,也不会点开文章,更不会捐款。”

  杨旭友想了想,大大咧咧地说:“要不你就写我想治好腿伤后,照顾年迈的老爹老娘?或者说儿子妈妈跟人跑了,我要治好腿伤,赚钱养活儿子?”

  我盯着杨旭友,问道:“这是你编的吧?”我向他解释,发起的筹款项目到时需要经过亲戚好友的证明,这样才会有很多人捐款。如果是胡编乱造,首先亲戚好友这一关就不能通过,更不可能扩散出去。

  杨旭友只好如实告诉我,他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小孩,父母虽然年迈,但身体还算健康。

  作为筹款工作人员,我必须要了解当事人的财产情况。而这些,只能凭当事人的讲述去填写。我们无法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当事人到底有几套房、开着什么价位的车、银行有多少存款。对于信息核实,公司领导曾隐晦地说过:只要没有两套房、没有20万以上的车,都可以申请大病筹款,毕竟大家还是要正常生活的。

  杨旭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你看我这个样子能从事什么工作?我现在没有收入。”

  瞬间,杨旭友的神情警惕起来:“他们工资不高,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住的房子60多平。再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你以为他们看在我残疾的份上,就会把所有财产给我?才不会呢!”

  看起来杨旭友对父母有一些不满。不过作为大病筹款的工作人员,我不愿过多参与到当事人的私人生活中,便不再纠结。给他拍完一张生活照后,我叫他把病历拿出来。杨旭友从口袋里掏出来两张纸,我打开来看,病历是北京一家名字很怪的医院开的,看起来非常不正规。我望了一眼杨旭友,想了一想,还是忍住没有问他——毕竟他的脚残疾是既成事实。

  上传好病历和医生证明后,我用他的手机绑定了他银行卡。我给他过目一遍,他确认无误后,我准备用他的微信发朋友圈。杨旭友赶紧制止我:“别急,我要先屏蔽一些人。”

  杨旭友吞吞吐吐一会儿后,不愿过多解释,只撂一句话:“这个你不用管。”接着从我手中夺过手机,拄着拐杖离开了。

  晚上,我在朋友圈中看见了杨旭友发起的大病筹款项目。为了带动他朋友圈好友捐款,我率先捐了20元。之后杨旭友每天早中晚都各发1遍,并且在每个捐款人的下方,单独说了“谢谢”之类的感激话。

  大概过了半个月,杨旭友勉强筹到了3500多块钱,他见离“10万”的目标实在相去甚远,随即申请了“筹款到账”。

  又过了3天,杨旭友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还想再申请一遍——由于患者可能会遇到病情恶化或者筹到的钱离目标金额相差太远的情况,所以“大病筹款”可以无限次发起。但多次筹款肯定会引起朋友圈好友的反感,筹到的钱亦会大幅减少。

  我还是答应了杨旭友的要求,毕竟我只需要帮他筹到2000元就有提成。但第二次筹款,几天下来杨旭友只筹到了25元。

  我有些莫名其妙,接着对方又发来一条:“你知不知道我弟弟拿着筹到的钱干嘛去了?”

  “XX筹”明文规定,筹到的款项必须用于当事人治病。可说实话,像杨旭友这样没有筹到目标金额的病患,腿伤又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拿钱去治腿——但至于他拿去干什么,我无权干涉。

  我正想该怎么回的时候,对方又发来信息:“我告诉你,他拿着款去买彩票打麻将了。现在还欠别人几千块钱,人家都找到家里来要了!”

  我想了想,回复道:“您弟弟有残疾是事实,至于他筹款的动机,我实在无法辨别。”

  “可你为什么要帮他三番五次地发起筹款?你知不知道我们作为家人是很丢人的,很多街坊邻居都在背后议论。”

  我有些气愤了,但还是尽量平和地回复道:“我只帮他筹了两次。您作为他的家人,为什么就不能帮他把脚治好呢?”

  没想到,不一会儿,杨旭友的哥哥给我发来了5个“大病筹款”的链接——其中有3个是另外两家筹款平台的,跟我们是竞争对手——显然,杨旭友不仅仅找了我,还找了他们。

  “我告诉你:10多年前,我父母就筹钱让他去看脚,但他相信别人赚大钱,结果入了传销,最后钱也没了。前几年,他找到我们几个兄妹说要借钱去看脚,我们又筹了钱让他去,结果隔了几个月回来,我发现他的脚根本没动过手术,最后逼问他,他才说去投资什么服装厂了,钱亏完了。后来,我们又亲自带他去大医院,发现他的脚早就没有治疗的可能了。”

  “在我弟弟小时候,父母确实拿不出钱让他去治脚,我们也很愧疚,所以才尽力帮他。但他长大后,不断找我们几个借钱,从来不还,现在父母每天还给他50块零花钱才行。”

  知道这些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在微信上忍不住问杨旭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脚治不好了,从而利用残疾来发起筹款骗钱?”

  杨旭友一直没有回我。直到我问了五六次后,他才不耐烦地回复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算骗也是骗的我亲戚朋友,他们又不会告我。”

  一个上午,我刚走下电梯,就听见拐角病房传来一阵嘈杂。我快步走上前去,一群患者和家属正堵在病房门前看热闹。我从人缝中朝病房望去,看见中间床位处围满了人。

  一位胖女人在那里大声吼道:“我弟弟好好的,跟你家干完活就这样了,你们不拿钱畜生不如!”

  另一位背对着我的高个女人一阵讥笑:“哟,难道是我让树砸到他的腿的吗?他不知道跑,难道要怪到我们头上?”

  胖女人怒了:“妈的,你们不出钱,我就抬着我弟弟送到你们家去,让他死在你们家!”

  两个护士在一旁维持秩序,但似乎并不起作用。直到半分钟后,冲上来4个拿着警棍的保安,双方这才安静下来。护士和保安驱逐走看热闹的人,又把几个嗓门大的女人请到走廊,称她们要是再敢进入病房就报警,几个女人只好分成两拔离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给病房里的每个人递上宣传单,有的接了,有的直接摆手。

  中间病床上躺着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脸色发白,头发像鸡窝一样。他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呆呆的。床尾站着一个20来岁的女孩,扎着头发,模样秀气,看起来是一位容易接触的人。我迎上去,递给她一张宣传单:“我是‘XX筹’的,你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作证,递给女孩:“我是工作人员,是拿工资的。”随后故作不知情,问道:“你们这里刚刚在吵什么呀?”

  其实我藏有私心,也许他们申请大病筹款,双方围绕医药费发生的争执就能解决。

  中午,我在医院楼下的快餐店吃饭时,微信上来了一条信息:“我是上午你给我发传单的女孩,就是吵架的那个地方。”她叫我在吃饭的地方等一会儿,说她马上过来找我有事。

  女孩来后,坐在桌子对面,手里拿着宣传单:“我想问你一下,我爸请的帮工被树砸伤了腿,我能不能申请这个大病筹款?”

  女孩点点头:“我家是农村的,一年挣不了几个钱。再说我爸只是请村里人来帮忙放(砍)树,是他自己不小心被树砸到了,所以我家有连带责任。”

  我不是律师,无法反驳她,只好换一个话题:“现在伤者治疗已经花了多少钱?”

  “3万多。后续还要动一次手术,大概要1万多,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可能得近10万。”

  很明显,女孩夸大了治疗金额,她是想一分钱也不出就把伤者治好。但我不是医生,不好质疑具体的医疗费用,便答应帮她筹款,她一阵感激。

  我拿过女孩的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大病筹款的页面。在筹款目标金额下方输入了“10万元”。接下来是筹款标题:“要不就写‘来帮忙的邻居被树砸伤了腿,我家实在拿不出钱,求好心人帮他治疗’?”

  女孩皱眉道:“这样不好吧?好像把责任全揽到了我家,又因为没钱赔才发起的筹款。”

  我把手机放在餐桌上,望着她说:“关于你家和伤者的责任划分我不管,但现在是以你的名义发起的筹款,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写,当然你也可以在事实基础上再想一个好的标题。”

  我从女孩口中得知,伤者叫李强,未婚,也没有直系亲属,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女孩叫王蓉,去年刚到一家国企工作,工资只有3000多元,由于花销大,没有存款。

  接下来需要病历、医生证明材料,以及伤者的照片。我只好和王蓉回到病房,找到主治医生。一般医生对于名下管治的患者发起大病众筹都抱着支持的态度,至于要筹多少钱,他们并不过问。

  回到病房,我问李强要一个他的银行卡号,以便在筹款结束后收钱。他躺在病床上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没有银行卡,只有一张社保卡,行不行?”

  王蓉从包里掏出一张建设银行卡,递给我。我望了一眼王蓉,没有接,而是对李强说:“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一张四大行的卡?也就是中国、工商、农业、建设的银行卡。”

  李强继续挠着脑袋:“这个我真想不起来了。”接着又指了指王蓉:“你就用她的吧。”

  我有些无奈——这关乎个人利益,没有想到李强这么不在乎。但碍于王蓉和几个家属都在场,我也不好明说。

  没想到王蓉却开口了:“这是以我的名义发起的筹款,留我的银行卡有什么关系?”

  我转过身,对王蓉说:“你不是伤者的直系亲属,等筹款结束后要提款,还得你们到村里开具证明后才行。”

  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随便你,就算你不筹款,到时你家还是得赔钱给伤者的。”

  半个月后,王蓉在微信上试探性地问我:“现在已经没人捐款了,我准备提款。问一下,我家赔完伤者后剩下的钱怎么办?”

  我明白她的意思:通过筹款案底,我知道她已经筹到了8万5千多,但显然李强并没有花到这么多钱。像这样的案例,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筹款的归属问题,但作为筹款平台的工作人员,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筹款都交给伤者。

  王蓉回复得相当谨慎:“其实这个筹款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和同事转发出去的,也是他们带头捐款的,李叔那边根本没有人捐。”

  我说:“这是以李强作为病患当事人进行的大病筹款,所以全部筹款理应归属他。再说,就算李强现在能走路,也要休养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多出来的钱可以当作他的补偿。”

  这条信息一发过去,王蓉似乎急不可耐,马上给我发来语音:“可是这个筹款是以我的名义发起的呀?退一步讲,就是因为我家赔不起钱才发起的,跟李强有什么关系?”

  王蓉语音回复道:“已经花了5万多,我家还准备给他2万当误工费营养费什么的。其实也没剩多少钱了。”

  我就算没看医院的明细,也知道王蓉撒了谎:“现在农村都有合作医疗,像李强这样的可以报销50%以上吧?”

  王蓉隔了几分钟,回复道:“这是两码事。我家按照法律该赔李强多少,一分不会少。但这个筹款是归我们的。”

  我拿着手机,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回复。我知道自己现在无论说什么,王蓉都会反驳,她是铁了心想要独吞这些筹款的。

  直到晚上,王蓉才回复:“解决了,我把筹款取了都给李强了。谢谢你的操心。”

  我拿着手机,想了很久,觉得这不是王蓉的风格。我找出筹款备案,翻出李强的电话打了过去,简单问候了两句,得知李强正在家休养,他的双腿已经可以慢慢行走了,但还不能干活。

  电话那头,李强一边使劲拍腿,一边叹道:“哎,你快别提了,因为这事我和她家还闹去派出所了。她家只想给我2万块作为补偿,但我哥哥姐姐不同意,就带着人去她家闹,最后差点打起来了,警察来后就把我们都带去派出所了。”

  “只是叫我们不要打架,对于钱的分配问题让我们自己到法院去解决。最后我哥哥姐姐又带人去她家闹了一次,最后她家给我拿了3万块补偿。”

  “那你哥哥姐姐还不错,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去给你争取,虽然方式不对。”

  李强叹了一口气:“反正我最终只拿到了1万块钱,我哥哥找我借了1万,我姐拿走了1万,说帮我存着,但这钱我估计是要不回了。”

  握着电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换一个话题:“那你和王蓉到村里开证明了吗?”

  “开了,但当时她家没提分配的问题,等钱到账后,她家才提的。其实我和她家挨得近,关系也不错,经常走动。可现在一闹,双方肯定不走了。”

  一位60多岁的患者斜靠在病床头,戴着眼镜,拿着大病筹款宣传单细细看着。大概1分钟后,他把宣传单往床头柜上一扔,淡淡地问我:“你们这个是国家的?还是民营企业?”

  老头带着疑惑的眼睛,上下打量我:“按照宣传单所说的,完全免费,那你们怎么盈利?”

  其实我也不知道公司具体靠什么盈利,只好按照自己的观察说:“目前公司是在打口碑阶段,在积累了一定的用户后再发展别的业务。就像现在公司推出的保险,就是一个赚钱的业务。”

  老头摘下眼镜,用手指点了点他的头部:“医生说这里面长了什么脑动脉瘤,到时要做开颅手术,叫我先准备10万块。”

  老头想了想:“小伙子,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老婆下楼买饭去了,我要和她商量。”

  10分钟后,老头的老伴回来了,她从拎着的塑料袋里拿出3个饭盒,一一打开,是蒸鸡蛋、土豆丝,和一盒米饭,看起来他们经济条件并不好。

  老头向老伴讲明后,老太太笑笑对我说:“这事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让我先给两个儿子打电话问问。”

  老太太还是坚持分别给两个儿子打了电话,没想到两个儿子都不同意筹款——大儿子觉得面子过不去,在朋友圈筹款就是乞讨,丢人;小儿子也拒绝得特别干脆,他认为作为儿子,不能借助别人的帮助,应该主动承担责任。

  我虽然流失一单提成有些失落,但又有些感动,疾病在前,这依旧是幸福的一家人。

  大概过了10天左右,我再次转到那间病房(每7到10天,我需转完一遍市里的重症病房)。老头的脑袋上多了一道不规则的条型伤口,看来已做完手术。显然他不再需要帮助,我冲他笑了笑,转身准备离开。

  转过头,是一位坐在患者床头、约莫30多岁的中年男人正朝我招手。他偏胖,穿着一件本市某化肥厂的工衣。他站起身来,问我要了张大病筹款的宣传单,扫了几眼:“我爸已经动过手术了,现在还可以筹款吗?”

  我们公司明文规定,大病筹款必须用于当事人的病情救治。手术费是住院期间最高的费用,这都解决了,再去发起筹款有些说不过去,再说到时朋友圈好友也会觉得没必要捐钱。我有些为难:“您已经为您父亲花了多少钱?后续大概还需要多少?”

  中年男人搓着手:“我和我弟每人大概花了3万多,但是我们都是工人,挣不了多少钱,所以都刷的信用卡。后续我也不知道还要多少钱,当初医生说叫我们先准备10万块钱。”

  他明显向我隐瞒了事实,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帮他筹款,毕竟他刷了信用卡,当然,我自己也能拿一单提成。

  中年男人给我搬来一张塑料凳子,他坐在病床边缘,老头也坐了起来。我拿过中年男人的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大病筹款的页面。在目标金额下方,我想了想,还是写了“10万元”。

  我抬起头望向他:“医生不是说10万吗?其实这个‘10万’填得都有点多,应该只写‘4万’。”

  中年男人朝病房尽头那张病床上的病人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他和我爸一样,动脉瘤,可筹到了近20万,”接着递给我一个暧昧的眼神,“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我没有帮那位患者筹款,显然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人帮他筹的(我所在城市有3家大病筹款公司)。我犹豫了:“这个不行,大病筹款必须用于当事人的病情治疗。多出来的钱,你准备干嘛?”

  中年男人没想到我会这么问,吞吞吐吐地说:“这个……我妈因为照顾我爸也病了。现在还在家躺着呢,我妈也要花钱。”

  我尽量压住心头的怒火:“你母亲生病你可以再单独申请,我现在只负责申请治疗你爸的钱。”

  根据中年男人和患者提供的身份信息,我得知他叫何大伟。逐一填写所需信息后,只剩最后一项,收款的银行卡卡号。我问何大伟的父亲有没有四大行的银行卡,老头说有,但在家里。接着何大伟掏出来一张中国银行的卡递给我:“就用这张吧。”

  我说:“这是您的银行卡吧?最好还是提供您父亲的银行卡,因为他是当事人。”

  为了不引起经济纠纷,公司规定要尽量填写病患本人的银行卡号,当然病患直属亲属的银行卡也可以。我想了想,最后填了何大伟的卡号。

  大概过了20天,我突然接到何大伟的电话:“你们这是什么破公司?冻结了我爸的筹款,怎么也提不到卡上。”

  我欲哭无泪,心里十分后悔给何大伟申请了10万,看来多半是了解他们家情况的熟人投诉到公司了。我怀着忐忑心情,打电话给公司,客服告诉我:是何大伟的弟弟申请的冻结。

  为了不让何大伟误会,我赶紧从另一家医院坐出租车来到何大伟父亲的病房,却发现他们已经出院了。我给何大伟打电话,他叫我去他家里,我只好再次坐上出租车。

  按照给的地址,我来到一片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老式楼房,找到其中一栋,爬到7楼,按响门铃。何大伟见到是我后,颇为不耐烦地招呼我进入客厅。客厅20多平米,黑色的沙发已经开始掉皮,一台40寸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何大伟的父亲靠在沙发上,头下垫着一个碎花枕头,无精打采地盯着我。他老伴正在厨房忙碌,看见我来后,给我倒了一杯水。

  何大伟赶紧扶着我,吞吞吐吐地说,他和弟弟之间因为这笔6万7千多块的款项争吵过几次。何大伟觉得这筹款是他发起的,而且自己的同事朋友捐得多一些,他理应多分一些。

  作为筹款平台的工作人员,我没有理由参与到当事人的家庭经济纠纷中来。但我不能让这笔钱一直被冻结着,这对公司名誉也是一种损害。我说:“要不这笔钱你们俩兄弟就不要分了,直接都给你们爸妈,他们年纪大了,小病小痛也需要花钱的。”

  何大伟明显不悦,他望着父亲:“我的朋友同事捐了很多钱,难道这个人情到时你还吗?”

  我只好折中建议:“要不你和你弟弟把捐款明细一一列出来,自己朋友同事捐的钱自己得,共同的亲友和陌生人捐的,就你们两个人分。”

  他们最终勉强同意了我的建议。离开时,我对何大伟的父亲说:“到时您小儿子撤销冻结后,作为当事人,您还是要向我们公司说明一下情况,这样筹款才会到您大儿子的账上。”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假如当初自己不给他们筹款,他们两兄弟是不是还能精诚团结,一起尽己所能帮助父亲治病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大病筹款依旧是可以治愈“穷病”的良药;但对于小部分人,我只希望他们在面对这笔意外之财时,能够保持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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